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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防空火力机动作战能力差的问题，我军野战防空部队在没有自行防空武器的情况下，发展了一套高射炮车载作战的战术体制，即让高射炮在汽车牵引下伴随部队运动，同时在小口径高射炮上布置炮手并准备作战弹药，从而让高射炮在牵引状态下就具备射击的能力。虽然这种方式同真正的自行防空武器在命中精度等方面仍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还算是勉强解决了行军队列伴随防空掩护的问题。

而就在我军仍在费力研究高射炮“自行”问题的时候，国外的防空装备却已经从高射炮时代走进了防空导弹时代。为了追赶国外水平，我国**在6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野战防空导弹，其中具代表性的便是红旗-61中近程防空导弹和在霹雳-2空空导弹基础上改进的霹雳-2-519近程防空导弹。红旗-61采用与“陆麻雀”MIM-7类似的半主动雷达制导，而霹雳-2-519则采用了与“小槲树”类似的被动红外制导。这两种防空导弹加上14.5毫米高机和37/57毫米高炮，基本可以说已经足够地面作战部队的野战防空需要。

但实际情况却是，由于当时落后的电子技术和薄弱的科研基础，中国在这两款防空导弹的研制上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比如红旗-61原先设计的制导方式和技术水平，在实现过程中却出现了大量技术困难，试验中出现了包括导弹飞行速度下降和尾翼甩出等问题，导致该弹直到1988年才终设计定型。野战防空导弹研制进度的落后，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国陆军在80年代之前的野战防空武器进展，基本只有对高炮加装全天候雷达火控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