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职业的诞生往往伴随着社会的需求。在陪诊师主要的服务人群中，有希望帮忙异地挂号的患者，有希望陪同就诊的年轻人，有不会操作手机就医十分困难的老年人，尤其对于空巢老人和儿女在异地的老年人来说，定期检查和就医问诊成为了“品”，职业陪诊师的出现缓解了一批患者的就医难题。 这位陪诊师说，在这样一段段的陪诊经历里，他看到的不是单独的患者，而是患者背后的疾苦和温情。
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多个城市，陪诊师作为一个新兴职业正悄然兴起。今年35岁的韩铮从事陪诊师工作两年多，“幸福感很强”是他对这份工作的评价。“工作时间灵活自由、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大部分人选择成为陪诊师的主要原因。”韩铮说，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陪诊师越来越被大众认可，看到患者就诊更加安心舒适，自己也非常开心。
“20多年前，部分大城市的就出现过陪诊这一岗位。由于当时没有行业规范和约束，反而滋生出不少‘黄牛’和‘医托’，把陪诊师污名化了。近几年，这个行业再次浮出水面。我认为，这反映了公众的需求，确有存在的必要。”在济南一三甲任职的业内人士看来，陪诊的确有着便捷、暖心等优点，但同样需要约束与规范，防止出现破坏就医环境和秩序的情况。
和黄先生不同，千千在成为陪诊师之前，做的本就是护工相关的工作，对于医护知识千千懂得很多。在工作过程中，千千每天都会背一个应急包，里面有温度计、充电器、纸巾等用品供客户随时取用。
行业未来方向：需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职业认证体系，明确陪诊师资质与服务规范，同时建立监管机制与处理流程，保障供需双方权益。只有机构与个人共同摒弃功利思维，扎实提升服务水平，陪诊师才能真正成为市场认可的“香饽饽”。
在老龄化现象加剧、独居人群增多、异地就医需求增大背景下，职业陪诊师在城市呈现出需求和发展态势。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涌现出一批陪诊机构和陪诊人员，他们中既有兼职人员，也有职业从业者。
服务对象为老人时，多数是其子女给安排的。“老人生病时特别希望他的儿女能够陪他，但儿女又没有时间，所以儿女就把我们找上门，让我们陪伴。”在这个过程中，王兴珍也感受到了陪诊师的价值与意义。子女大多不愿让老人得知病情，只希望王兴珍陪他们聊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副主任封进认为，全国统一的行业标准可能会有一些滞后性，除了被动地等待监管，建议陪诊公司应加强和采取一系列自律举措，规范陪诊师的行为，形成良性竞争。
需要陪伴看病的不只有老年人。漂泊在外的独居年轻人、疲于照顾孩子的宝妈、需要产检的孕妇、病急不知如何投医的“小白”……当身体的痛苦与精神的孤独同时袭来，即便是年轻人也会变得脆弱。在韩铮看来，陪诊师临时代替家人陪同患者看病，不仅要提高就诊效率，帮助病人尽快缓解病痛，同样重要的是给予病人一份温暖的陪伴。
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独居老人、异地就医群体对陪同服务的需求日益凸显。以上海为例，调查显示老年人就医时***三的需求为挂号、协助就医、缴费，陪诊服务成为解决“看病难”的重要补充。此外，部分患者因时间冲突、对流程不熟悉等原因，也倾向于选择陪诊服务，如北京市民卢娟因出差委托陪诊师协助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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