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捷的陪诊行业已在手机端“遍地开花”。在安卓手机的应用商店内，部分与陪诊相关的APP量高达十余万次。APP详情处显示，平台入驻的均是陪诊师，是具有相关教育资质或从事相关工作等领域的专业人士，陪诊APP的下单服务可以覆盖全国。 他们的客户不光有外地患者，也有本地的残障人士、空巢老人、独居青年和独自带孩子的妈妈。
服务对象为老人时，多数是其子女给安排的。“老人生病时特别希望他的儿女能够陪他，但儿女又没有时间，所以儿女就把我们找上门，让我们陪伴。”在这个过程中，王兴珍也感受到了陪诊师的价值与意义。子女大多不愿让老人得知病情，只希望王兴珍陪他们聊天。
针对部分人将陪诊师视为“变相黄牛”“变相医托”的质疑，周女士认为，陪诊师与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陪诊师是服务性质，‘黄牛’是卖票、，区别是很大的。加上现在看病都需要实名，的‘黄牛’群体已经减少了很多。”陪诊师被患者所需要有行业规范才能“走更远”.
工作灵活自由：从事陪诊服务工作，可以根据用户预约接单，自由选择兼职或全职，不需要困在公司坐班打卡，同时还可以兼顾照顾家庭，平衡好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非常受欢迎。
市场需求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普遍存在着"儿女远在他方，父母独守空房"的现状。越来越先进的智能化就诊过程，让很多老人看病越来越费劲。在这种趋势下，子女忙于工作，陪诊服务成为了老龄人就医的刚需。
随着陪诊服务走入大众视野，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也受到关注。调查显示，由于行业制度尚不健全，从业人员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缺乏规范的岗前培训等成为影响陪诊师职业发展的“绊脚石”。韩铮认为，对一名合格的陪诊师来说，要不断加强学习，既要具备熟练使用互联网的技能，还要有基础的知识，成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桥梁。韩铮这样想也这样做，持续努力提升自己，今年4月，他参与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的理论和实操培训，拿到了由北京市红十字会核发的救护员证。
和老人会合后，韩铮在拥挤的候诊大厅找到一个空座，将他安顿好。之后，韩铮前往窗口排队，办理取号等事宜，并通过导诊台确认是否需要预先进行视力检查。候诊过程中，韩铮一边关注大屏幕上的叫号情况，一边询问老人之前都做过哪些检查。一个半小时后，韩铮帮助老人顺利完成问诊，拿着医生开具的病例记录，把医嘱逐项念给老人确认，再将他送上出租车。
韩铮原本从事贸易工作，偶然看到的一则新闻促使他选择成为一名陪诊师。“2021年，我看到新闻报道说，一些外地患者因各种原因不方便到北京，于是成立了病友群，由北京本地的患者帮助他们代问诊、代取药。这让我很受触动。”韩铮说，由于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比较忙，老年人无人陪诊的情况越来越多，许多外地人不方便就诊的情况也很多，他们都有陪诊的需求。
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缺乏统一标准规范，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称陪诊师。在某些陪诊平台上，陪诊师与患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划分尚不明确，比如陪诊期间，患者出现的身体不适或偶发意外等责任归谁，该如何避免潜在的风险，都是摆在这一新职业面前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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