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析，这种标准化依赖于几个条件：“个是慢慢标准化了。以前存在插队排号现象，我们的标准化服务在一个不标准的土壤里面就容易走偏，容易产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实行实名制，针对黄牛会有人脸识别，有规范就有边界。第二是疫情以后到看病，比以前的门槛要更高了。比如每一层楼都有机器，你要去刷卡，要排队叫号等。一系列的信息化动作使得内外部环境都规范化了，所以给新兴行业提供很多便利。” 这位陪诊师说，在这样一段段的陪诊经历里，他看到的不是单独的患者，而是患者背后的疾苦和温情。
下午1时许，距离医生接诊还有约半个小时，韩铮到达同仁门口等候患者的到来。“一位老人因眼痛和视力减退，专门从山东烟台来到北京，希望得到知名专家诊治。”韩铮告诉记者。“这个职业的进入门槛并不高，但需要耐心、细心、热心。很多患者处在病痛之中，陪诊师既要保证顺利完成问诊，还要尽可能缓解患者焦虑、紧张等情绪。”韩铮说。
对于年轻人来讲，陪诊也许并不需要某项具体的服务，而是陪伴带给他们的安全感和心理支持。对比目前很多提供的志愿者导诊服务，陪诊能够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就诊需求。陪诊师熟悉业务的流程和环境，能够陪伴就诊、排队、取结果等。
对从业者的建议:应摒弃“快速变现”心态，认识到职业积累的重要性。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建立口碑，从基础工作做起，逐步拓展客源。例如，部分从业者通过无平台模式自主接单，虽收入不稳定，但能通过个性化服务赢得信任。
事实上，陪诊师作为一个新型职业，目前在准入方面，并没有明确的门槛，也没有资格证书。入行的陪诊师，多是凭个人经验、学习网上资料，自行摸索。
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缺乏统一标准规范，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称陪诊师。在某些陪诊平台上，陪诊师与患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划分尚不明确，比如陪诊期间，患者出现的身体不适或偶发意外等责任归谁，该如何避免潜在的风险，都是摆在这一新职业面前的新问题。
起初，北京陪诊师黄先生只是帮忙买药和挂号，后来，黄先现在大城市陪诊需求很大，今年已经是他入行第三年。在黄先生看来，这份职业必须具备较好的服务意识和责任心，“在很多时候，陪诊师就像是对方‘临时的家人’，在陪同对方看病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他们的心理，除了提前了解就医流程外，还要及时疏导患者情绪，陪诊过程中在心理上支持患者，做有温度的陪诊师。”
针对部分人将陪诊师视为“变相黄牛”“变相医托”的质疑，周女士认为，陪诊师与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陪诊师是服务性质，‘黄牛’是卖票、，区别是很大的。加上现在看病都需要实名，的‘黄牛’群体已经减少了很多。”陪诊师被患者所需要有行业规范才能“走更远”.
“陪诊师 ”这一职业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但是以前的陪诊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陪诊服务工作流程不规范，产品定价不透明等原因，导致许多有需求的患者尤其是老年群体，难以找到真实可靠的陪诊，而真正的陪诊工作者，也很难获得患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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