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专家指出，虽然陪诊师优化了不少人的就医体验，但在服务特殊人群就医方面，单凭市场的力量远远不够，一些孤老难以借助信息化接触到陪诊服务，而且动辄几百元一单的服务费也使不少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家庭望而却步，建议相关部门引导、协助，进一步通过基层组织等为特殊人群提供陪诊服务。 等到这个患者就医结束，陪诊师还得再到诊室里去找医生，询问当天的情况，再反馈给患者的妈妈。
工作灵活自由：从事陪诊服务工作，可以根据用户预约接单，自由选择兼职或全职，不需要困在公司坐班打卡，同时还可以兼顾照顾家庭，平衡好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非常受欢迎。
他分析，这种标准化依赖于几个条件：“个是慢慢标准化了。以前存在插队排号现象，我们的标准化服务在一个不标准的土壤里面就容易走偏，容易产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实行实名制，针对黄牛会有人脸识别，有规范就有边界。第二是疫情以后到看病，比以前的门槛要更高了。比如每一层楼都有机器，你要去刷卡，要排队叫号等。一系列的信息化动作使得内外部环境都规范化了，所以给新兴行业提供很多便利。”
在老龄化现象加剧、独居人群增多、异地就医需求增大背景下，职业陪诊师在城市呈现出需求和发展态势。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涌现出一批陪诊机构和陪诊人员，他们中既有兼职人员，也有职业从业者。
事实上，陪诊师作为一个新型职业，目前在准入方面，并没有明确的门槛，也没有资格证书。入行的陪诊师，多是凭个人经验、学习网上资料，自行摸索。
上海一所医学院的护理学学生小邓，趁着本科最后一学期学业压力不大，在某社交平台上找到了一个陪诊兼职工作。“他们让我填了一个表格，然后就开始给我派单。”小邓说，虽然表格里有“是否有医护背景”“是否有医护证件”的选项，但这家陪诊平台并没有核查小邓的学生证等信息，也没有对她进行笔试、面试考核和陪诊培训。
需要陪伴看病的不只有老年人。漂泊在外的独居年轻人、疲于照顾孩子的宝妈、需要产检的孕妇、病急不知如何投医的“小白”……当身体的痛苦与精神的孤独同时袭来，即便是年轻人也会变得脆弱。在韩铮看来，陪诊师临时代替家人陪同患者看病，不仅要提高就诊效率，帮助病人尽快缓解病痛，同样重要的是给予病人一份温暖的陪伴。
和老人会合后，韩铮在拥挤的候诊大厅找到一个空座，将他安顿好。之后，韩铮前往窗口排队，办理取号等事宜，并通过导诊台确认是否需要预先进行视力检查。候诊过程中，韩铮一边关注大屏幕上的叫号情况，一边询问老人之前都做过哪些检查。一个半小时后，韩铮帮助老人顺利完成问诊，拿着医生开具的病例记录，把医嘱逐项念给老人确认，再将他送上出租车。
“没想到遇上一位十分靠谱且有爱心的陪诊师，她除了带老人去就诊，还因老人腿脚不灵活、不方便滴眼药水而上门照顾过两次。为了让家属放心，她上门服务时都开着通话，且这部分没有额外收费。”金先生说，5次陪诊一共花费1500元，在家属可承受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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