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1时许，距离医生接诊还有约半个小时，韩铮到达同仁门口等候患者的到来。“一位老人因眼痛和视力减退，专门从山东烟台来到北京，希望得到知名专家诊治。”韩铮告诉记者。“这个职业的进入门槛并不高，但需要耐心、细心、热心。很多患者处在病痛之中，陪诊师既要保证顺利完成问诊，还要尽可能缓解患者焦虑、紧张等情绪。”韩铮说。 他们的客户不光有外地患者，也有本地的残障人士、空巢老人、独居青年和独自带孩子的妈妈。
需要陪伴看病的不只有老年人。漂泊在外的独居年轻人、疲于照顾孩子的宝妈、需要产检的孕妇、病急不知如何投医的“小白”……当身体的痛苦与精神的孤独同时袭来，即便是年轻人也会变得脆弱。在韩铮看来，陪诊师临时代替家人陪同患者看病，不仅要提高就诊效率，帮助病人尽快缓解病痛，同样重要的是给予病人一份温暖的陪伴。
“20多年前，部分大城市的就出现过陪诊这一岗位。由于当时没有行业规范和约束，反而滋生出不少‘黄牛’和‘医托’，把陪诊师污名化了。近几年，这个行业再次浮出水面。我认为，这反映了公众的需求，确有存在的必要。”在济南一三甲任职的业内人士看来，陪诊的确有着便捷、暖心等优点，但同样需要约束与规范，防止出现破坏就医环境和秩序的情况。
他分析，这种标准化依赖于几个条件：“个是慢慢标准化了。以前存在插队排号现象，我们的标准化服务在一个不标准的土壤里面就容易走偏，容易产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实行实名制，针对黄牛会有人脸识别，有规范就有边界。第二是疫情以后到看病，比以前的门槛要更高了。比如每一层楼都有机器，你要去刷卡，要排队叫号等。一系列的信息化动作使得内外部环境都规范化了，所以给新兴行业提供很多便利。”
据观察，目前经营陪诊服务的市场主体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承接B端业务，即陪诊服务来自公司的套餐业务，一些客户在“不用白不用、试试看”的心态下发起需求订单，由公司合作的陪诊公司提供服务；二是承接C端业务，即像廖彦琴一样借助网购平台、社交平台等“入局”陪诊行业、宣发业务，或是注册公司、开发上线自己的小程序。
她个月做陪诊师时，只挣了一千五百块钱。经过前期积累，收入才慢慢上涨。今年八月份接单量比较高，她挣了一万多，其中最多那一天挣了一千多块。按照一小时100块钱的价格来算，这也意味着她那天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一共接了五单，奔波了几家，这边办完，那边病人还等着呢，又去把病人接上，去另外一家。”
在今年28岁的互联网从业者桑励看来，陪诊师的出现比较契合如今的就医大环境。“我之前去看病，就遇到过老人手足无措求医的情况。他们的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不会用智能手机提前预约挂号，里的充值机器操作起来也很费劲，这时如果有人能陪诊，就能方便很多。”桑励说，看到孤零零排队看病的老人，他的心中总会泛起一阵酸楚，“假如我家老人真的需要独自看病，我肯定愿意花钱给他们找陪诊。”
还有专家指出，虽然陪诊师优化了不少人的就医体验，但在服务特殊人群就医方面，单凭市场的力量远远不够，一些孤老难以借助信息化接触到陪诊服务，而且动辄几百元一单的服务费也使不少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家庭望而却步，建议相关部门引导、协助，进一步通过基层组织等为特殊人群提供陪诊服务。
起初，北京陪诊师黄先生只是帮忙买药和挂号，后来，黄先现在大城市陪诊需求很大，今年已经是他入行第三年。在黄先生看来，这份职业必须具备较好的服务意识和责任心，“在很多时候，陪诊师就像是对方‘临时的家人’，在陪同对方看病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他们的心理，除了提前了解就医流程外，还要及时疏导患者情绪，陪诊过程中在心理上支持患者，做有温度的陪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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