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对象为老人时，多数是其子女给安排的。“老人生病时特别希望他的儿女能够陪他，但儿女又没有时间，所以儿女就把我们找上门，让我们陪伴。”在这个过程中，王兴珍也感受到了陪诊师的价值与意义。子女大多不愿让老人得知病情，只希望王兴珍陪他们聊天。 所以，他们除了把自己挂在淘宝闲鱼，还很乐于在小红书和抖音上讲自己的日常工作，展露自己的温柔细心，来给自己揽客。一位妈妈说，自己的孩子有抑郁症，不愿意让任何人陪同就医。
和老人会合后，韩铮在拥挤的候诊大厅找到一个空座，将他安顿好。之后，韩铮前往窗口排队，办理取号等事宜，并通过导诊台确认是否需要预先进行视力检查。候诊过程中，韩铮一边关注大屏幕上的叫号情况，一边询问老人之前都做过哪些检查。一个半小时后，韩铮帮助老人顺利完成问诊，拿着医生开具的病例记录，把医嘱逐项念给老人确认，再将他送上出租车。
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缺乏统一标准规范，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称陪诊师。在某些陪诊平台上，陪诊师与患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划分尚不明确，比如陪诊期间，患者出现的身体不适或偶发意外等责任归谁，该如何避免潜在的风险，都是摆在这一新职业面前的新问题。
据悉，新职业的蓬勃兴起将给服务领域带来新的机遇，也期待相关政策规范能助力这一行业走得更好。去年，《陪诊师职业技能规范》团体标准发布，一些健康管理公司及陪诊服务机构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积极建言献策。
对于年轻人来讲，陪诊也许并不需要某项具体的服务，而是陪伴带给他们的安全感和心理支持。对比目前很多提供的志愿者导诊服务，陪诊能够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就诊需求。陪诊师熟悉业务的流程和环境，能够陪伴就诊、排队、取结果等。
下午1时许，距离医生接诊还有约半个小时，韩铮到达同仁门口等候患者的到来。“一位老人因眼痛和视力减退，专门从山东烟台来到北京，希望得到知名专家诊治。”韩铮告诉记者。“这个职业的进入门槛并不高，但需要耐心、细心、热心。很多患者处在病痛之中，陪诊师既要保证顺利完成问诊，还要尽可能缓解患者焦虑、紧张等情绪。”韩铮说。
韩铮原本从事贸易工作，偶然看到的一则新闻促使他选择成为一名陪诊师。“2021年，我看到新闻报道说，一些外地患者因各种原因不方便到北京，于是成立了病友群，由北京本地的患者帮助他们代问诊、代取药。这让我很受触动。”韩铮说，由于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比较忙，老年人无人陪诊的情况越来越多，许多外地人不方便就诊的情况也很多，他们都有陪诊的需求。
他分析，这种标准化依赖于几个条件：“个是慢慢标准化了。以前存在插队排号现象，我们的标准化服务在一个不标准的土壤里面就容易走偏，容易产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实行实名制，针对黄牛会有人脸识别，有规范就有边界。第二是疫情以后到看病，比以前的门槛要更高了。比如每一层楼都有机器，你要去刷卡，要排队叫号等。一系列的信息化动作使得内外部环境都规范化了，所以给新兴行业提供很多便利。”
服务对象为老人时，多数是其子女给安排的。“老人生病时特别希望他的儿女能够陪他，但儿女又没有时间，所以儿女就把我们找上门，让我们陪伴。”在这个过程中，王兴珍也感受到了陪诊师的价值与意义。子女大多不愿让老人得知病情，只希望王兴珍陪他们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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