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从事陪诊师的周女士告诉新黄河记者，她入行第3个月时，收入达到了万元。结合工作经验，她认为陪诊行业需要具备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有时候陪小朋友看病，我会带着玩具和吃的。对于行动不便的病人，可能还需要帮忙接送。”周女士介绍，目前她接待过的病人中，既有省内患者，也有来自省外的，其中年轻群体和老年群体各占一半。“年龄大的患者以看老年病为主，比如淋巴等，年轻的包括整形、、体检等。” 这位陪诊师说，在这样一段段的陪诊经历里，他看到的不是单独的患者，而是患者背后的疾苦和温情。
薪资水平高：根据统计，目前从事陪诊业务的人员薪资水平，57.45%的从业人员薪资为5000～8000元，21.53%的从业人员薪资为8000～10000元，10000元以上的从业人员占比6.13%，5000元以下的从业人员占14.89%，从业人员的薪资普遍高于当地平均薪资。
在老龄化现象加剧、独居人群增多、异地就医需求增大背景下，职业陪诊师在城市呈现出需求和发展态势。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涌现出一批陪诊机构和陪诊人员，他们中既有兼职人员，也有职业从业者。
在快餐时代，陪伴成为了大城市生活人群的稀缺品。从陪玩、陪购到陪考，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陪人看病，成为了一个新兴职业。陪诊师，顾名思义，就是陪同诊疗的人。主要工作内容有挂号、问诊、取药、缴费、取结果、接送患者就医等。陪诊客户多为老人、异地人群、孕妇、儿童、行动不便者等。
业内相关人士告诉九派新闻，当下陪诊师职业层面的“火热”和陪诊这一行业逐渐走向标准化密不可分。陪诊就医流程的环节包括提前沟通、陪同就医等多个环节，针对不同的病人，又有具体细节上的不同。要把这项服务做得给验感很好，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陪诊也要走向标准化。
他分析，这种标准化依赖于几个条件：“个是慢慢标准化了。以前存在插队排号现象，我们的标准化服务在一个不标准的土壤里面就容易走偏，容易产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实行实名制，针对黄牛会有人脸识别，有规范就有边界。第二是疫情以后到看病，比以前的门槛要更高了。比如每一层楼都有机器，你要去刷卡，要排队叫号等。一系列的信息化动作使得内外部环境都规范化了，所以给新兴行业提供很多便利。”
一个新职业的诞生往往伴随着社会的需求。在陪诊师主要的服务人群中，有希望帮忙异地挂号的患者，有希望陪同就诊的年轻人，有不会操作手机就医十分困难的老年人，尤其对于空巢老人和儿女在异地的老年人来说，定期检查和就医问诊成为了“品”，职业陪诊师的出现缓解了一批患者的就医难题。
针对部分人将陪诊师视为“变相黄牛”“变相医托”的质疑，周女士认为，陪诊师与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陪诊师是服务性质，‘黄牛’是卖票、，区别是很大的。加上现在看病都需要实名，的‘黄牛’群体已经减少了很多。”陪诊师被患者所需要有行业规范才能“走更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副主任封进认为，全国统一的行业标准可能会有一些滞后性，除了被动地等待监管，建议陪诊公司应加强和采取一系列自律举措，规范陪诊师的行为，形成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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