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析，这种标准化依赖于几个条件：“个是慢慢标准化了。以前存在插队排号现象，我们的标准化服务在一个不标准的土壤里面就容易走偏，容易产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实行实名制，针对黄牛会有人脸识别，有规范就有边界。第二是疫情以后到看病，比以前的门槛要更高了。比如每一层楼都有机器，你要去刷卡，要排队叫号等。一系列的信息化动作使得内外部环境都规范化了，所以给新兴行业提供很多便利。” 陪诊师这个职业不但需要付出体力劳动，还需要付出情绪劳动。
“20多年前，部分大城市的就出现过陪诊这一岗位。由于当时没有行业规范和约束，反而滋生出不少‘黄牛’和‘医托’，把陪诊师污名化了。近几年，这个行业再次浮出水面。我认为，这反映了公众的需求，确有存在的必要。”在济南一三甲任职的业内人士看来，陪诊的确有着便捷、暖心等优点，但同样需要约束与规范，防止出现破坏就医环境和秩序的情况。
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缺乏统一标准规范，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称陪诊师。在某些陪诊平台上，陪诊师与患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划分尚不明确，比如陪诊期间，患者出现的身体不适或偶发意外等责任归谁，该如何避免潜在的风险，都是摆在这一新职业面前的新问题。
和老人会合后，韩铮在拥挤的候诊大厅找到一个空座，将他安顿好。之后，韩铮前往窗口排队，办理取号等事宜，并通过导诊台确认是否需要预先进行视力检查。候诊过程中，韩铮一边关注大屏幕上的叫号情况，一边询问老人之前都做过哪些检查。一个半小时后，韩铮帮助老人顺利完成问诊，拿着医生开具的病例记录，把医嘱逐项念给老人确认，再将他送上出租车。
上海一所医学院的护理学学生小邓，趁着本科最后一学期学业压力不大，在某社交平台上找到了一个陪诊兼职工作。“他们让我填了一个表格，然后就开始给我派单。”小邓说，虽然表格里有“是否有医护背景”“是否有医护证件”的选项，但这家陪诊平台并没有核查小邓的学生证等信息，也没有对她进行笔试、面试考核和陪诊培训。
“没想到遇上一位十分靠谱且有爱心的陪诊师，她除了带老人去就诊，还因老人腿脚不灵活、不方便滴眼药水而上门照顾过两次。为了让家属放心，她上门服务时都开着通话，且这部分没有额外收费。”金先生说，5次陪诊一共花费1500元，在家属可承受范围之内。
一个新职业的诞生往往伴随着社会的需求。在陪诊师主要的服务人群中，有希望帮忙异地挂号的患者，有希望陪同就诊的年轻人，有不会操作手机就医十分困难的老年人，尤其对于空巢老人和儿女在异地的老年人来说，定期检查和就医问诊成为了“品”，职业陪诊师的出现缓解了一批患者的就医难题。
和黄先生不同，千千在成为陪诊师之前，做的本就是护工相关的工作，对于医护知识千千懂得很多。在工作过程中，千千每天都会背一个应急包，里面有温度计、充电器、纸巾等用品供客户随时取用。
“一个人去真的挺孤独”“如果不熟悉的操作流程，老人自己处理起来确实很麻烦”“陪诊师没听说过，倒是听说过‘医托’”……据《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84.7亿，居民平均到卫生机构就诊6.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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