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灵活自由：从事陪诊服务工作，可以根据用户预约接单，自由选择兼职或全职，不需要困在公司坐班打卡，同时还可以兼顾照顾家庭，平衡好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非常受欢迎。 陪诊师这个职业不但需要付出体力劳动，还需要付出情绪劳动。
从业两年来，韩铮发现，在众多线上平台上，陪诊服务的搜索热度不断上升，在选择陪诊服务的患者中，超过70%的人来自外地。“小到取送报告、复印病历、代取中药、医嘱提醒，大到就医导诊、陪同检查、诊前咨询，陪诊师几乎包揽了与看病相关的工作。”韩铮说，在节约就诊时间的同时，节省了食宿等开支，降低了就医成本，这是患者找陪诊师的主要原因。
他分析，这种标准化依赖于几个条件：“个是慢慢标准化了。以前存在插队排号现象，我们的标准化服务在一个不标准的土壤里面就容易走偏，容易产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实行实名制，针对黄牛会有人脸识别，有规范就有边界。第二是疫情以后到看病，比以前的门槛要更高了。比如每一层楼都有机器，你要去刷卡，要排队叫号等。一系列的信息化动作使得内外部环境都规范化了，所以给新兴行业提供很多便利。”
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缺乏统一标准规范，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称陪诊师。在某些陪诊平台上，陪诊师与患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划分尚不明确，比如陪诊期间，患者出现的身体不适或偶发意外等责任归谁，该如何避免潜在的风险，都是摆在这一新职业面前的新问题。
在今年28岁的互联网从业者桑励看来，陪诊师的出现比较契合如今的就医大环境。“我之前去看病，就遇到过老人手足无措求医的情况。他们的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不会用智能手机提前预约挂号，里的充值机器操作起来也很费劲，这时如果有人能陪诊，就能方便很多。”桑励说，看到孤零零排队看病的老人，他的心中总会泛起一阵酸楚，“假如我家老人真的需要独自看病，我肯定愿意花钱给他们找陪诊。”
针对部分人将陪诊师视为“变相黄牛”“变相医托”的质疑，周女士认为，陪诊师与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陪诊师是服务性质，‘黄牛’是卖票、，区别是很大的。加上现在看病都需要实名，的‘黄牛’群体已经减少了很多。”陪诊师被患者所需要有行业规范才能“走更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副主任封进认为，全国统一的行业标准可能会有一些滞后性，除了被动地等待监管，建议陪诊公司应加强和采取一系列自律举措，规范陪诊师的行为，形成良性竞争。
“陪诊师 ”这一职业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但是以前的陪诊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陪诊服务工作流程不规范，产品定价不透明等原因，导致许多有需求的患者尤其是老年群体，难以找到真实可靠的陪诊，而真正的陪诊工作者，也很难获得患者的信任。
对王兴珍而言，标准化同样是自己和团队追求的一个目标。在她看来，陪诊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行业，能给他人提供一些帮助。标准化的服务也能提升客户的满意度。一次做好长久做好。“也不是希望每个人都有病，希望他在需要的时候，时间肯定想到的是我。”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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