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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互动。而曾经被统治者处以的司马迁则认为，作诗文者“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知来者”，其在评价屈原之离骚时也说“离骚者，犹离忧也”。这时的诗、文，已经表现出了作者对自己内心的探索。至于魏文帝曹丕，在其表达自己治世思想的文集《典论》中专作《》一篇。将文提升到了 大业”“不朽盛事”的高度。诚然如曹丕所说，年寿总有终结，荣乐随之而止，唯有一人之诗文，方能使其名于后世。这一观点放在曹家三父子身上似乎无比恰当，不论如何演绎，但凡懂点诗的人，都能体会到曹操的耿介多气，亦能体会到曹植的飘逸多才。两晋时期的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佇中区以玄览。

颐情志于典坟”，认为文学创作其实是基于人对于物象的感知，也基于作者本身的才学修养。至于南朝的刘勰，则将人置于“天地之心”的位置，认为人是自然思考的，既然有心便有思考，既然有思考便有文，这是“自然之道”。至此，中国古代关于诗文如何的理论几近成熟。细看不难发现，古人写诗写文，基于所见所闻，通过有韵律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希望通过这种带有音韵、形式美感的艺术形式记录、反映外界，并唤起更多人的共情。清代赵翼曾有“ 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句，并非唱衰，实则表明了当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会对诗人的创作产生强大的刺激。可见用诗文来反映社会现实是中国古人的传统，这一点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亦有体现。

时至今日，国人亦应发挥这种传统，用文字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