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惠安艺匠在集美“鳌园”建设中，施展高超的石雕技艺，在鳌园长达50米的长廊引道两厢照壁上雕镂40多幅连环浮雕组，其中有青年艺人蒋瑞生创作的《陈胜吴广》、《抗金兵》、《梁红玉》、《文天祥》等古代历史故事和英雄人物浮雕；老艺人蒋丙丁设计的《陈嘉庚一生》的系列图浮雕，和创作的《南昌起义》、《五四运动》、《芦沟桥》、《东北骑兵战》等近现代历史故事浮雕
明末清初，浮雕产品逐渐转为深雕(高浮雕)，工艺日趋精细。清代，惠安石雕艺匠喜用青草石，石龙柱又由高浮雕转入透雕，近乎圆雕，品种繁多，工艺精湛，同心挂画效果图，造型追求繁丽。其时，惠安的龙凤柱、花鸟柱及龙、虎、麒麟、花鸟、人物壁堵的雕制，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备受人们赞美。明清时期，由于惠安工匠技艺超群，晋江池店的豪富、南安石井的中宪第、官桥的菲侨、美林的新(加坡)侨等，建造成排、数十栋大厝，都延聘惠安师傅雕镂其宅居的石雕装饰。南宋时期，惠安工匠参加建造的泉州东西两塔，其上的佛像、金刚、人物和鸟兽等浮雕，绥中同心挂画，传神逼真，精彩纷呈，刀笔之下充满艺术感染力，生灵活泼超然于石体之外。此后元建平山塔的32尊佛像及5座浮山石塔的佛像、花纹等浮雕雕饰，以及明初伊1斯兰教墓的云月图、几何图形、古兰经句的雕刻，其造型、雕工亦颇佳。明代，唐山同心挂画，惠安已有石雕作坊，技艺大有提高，镂雕脱石技术由浅入深。嘉靖年间，重新修建的惠安孔庙大成殿和戟门前各一对线条简洁流畅、造型质朴生动的白石龙柱，数个四周雕有花鸟、神态逼真、清雅秀丽的青石浮雕柱础，以及戟门前一对形像古朴、意境高远的麒麟凤凰白石壁堵等浮雕作品，已有由浅浮雕向高浮雕发展的趋势，据测定，柱上的龙身浮出柱面，高达10余厘米，龙首凸出柱面最1高处达30多厘米。此外还有矗立于北门头、南门新亭尾等处现已湮没的明代石碑坊，其梁柱、御赐匾牌、堵板、拱头、多层盖檐等繁花似锦的浮雕等，均为明代石雕之珍品。
在充分表达审美思想情感的基本创作原则之下，浮雕的不同形态各有艺术品格上的侧重或表现的适应性。一般地说，高浮雕较大的空间深度和较强的可塑性，赋予其情感表达形式以庄重、沉稳、严肃、浑厚的效果和恢弘的气势；浅浮雕则以行云流水般涌动的绘画性线条和多视点切入的平面性构图，同心挂画，传递着轻音乐般的平和情调和抒情诗般的浪漫柔情。
其实浮雕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原始社会中西方浮雕艺术时期就开始显现，但在生产技能与工具水平都相对落后的状态下，特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因素，制约着原始人的艺术行为。
早在旧石器时期，欧洲先民们就已经“雕刻”出造型写实，具有较强进深的高浮雕人物、动物形象。而此时我国远古居民聚居区内，浮雕多以用简单的石片在质地颇为坚硬的脉石英石器上线刻形式出现。直至新石器时代的来临，随着可塑性极强的黏土原料的发现，以及对捏塑、堆塑、贴塑和压塑等技法的探索、运用，中国原始先民们通过“塑”的语言，不仅可以理想地把握陶器和浮雕的整体造型，而且在细部处理、装饰效果上亦表现出灵动、意象的精神特性。“这正是不同‘生境’的前决条件，直接左右了中西方艺术的发生，使‘选择’的行为方式迥然各异”
高浮雕由于起位较高、较厚，形体压缩程度较小，因此其空间构造和塑造特征更接近于圆雕，甚至部分局部处理完全采用圆雕的处理方式。高浮雕往往利用三维形体的空间起伏或夸张处理，形成浓缩的空间深度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浮雕艺术对于形象的塑造具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力和魅力。法国巴黎戴高乐广场凯旋门上的著1名建筑浮雕《1792年的出发》，是高浮雕的杰作。艺术家将圆雕与浮雕的处理手法加以成功的结合，充分地表现出人物相互叠错、起伏变化的复杂层次关系，给人以强烈的、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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