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缺乏统一标准规范，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称陪诊师。在某些陪诊平台上，陪诊师与患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划分尚不明确，比如陪诊期间，患者出现的身体不适或偶发意外等责任归谁，该如何避免潜在的风险，都是摆在这一新职业面前的新问题。 他们的客户不光有外地患者，也有本地的残障人士、空巢老人、独居青年和独自带孩子的妈妈。
据医护之家联合创始人刘珺介绍，目前市场上陪诊需求主要来自三类人群：首先是老年人，他们因为子女不在身边或是看不清听不懂等；其次是一些异地居民找大、大专家时，不熟悉总院、分院或者担心挂错科室、多排队等；再者就是一些初次检出重病的患者和家属，希望找一个有医护背景的人陪在旁边记录和解读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
还有专家指出，虽然陪诊师优化了不少人的就医体验，但在服务特殊人群就医方面，单凭市场的力量远远不够，一些孤老难以借助信息化接触到陪诊服务，而且动辄几百元一单的服务费也使不少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家庭望而却步，建议相关部门引导、协助，进一步通过基层组织等为特殊人群提供陪诊服务。
从业两年来，韩铮发现，在众多线上平台上，陪诊服务的搜索热度不断上升，在选择陪诊服务的患者中，超过70%的人来自外地。“小到取送报告、复印病历、代取中药、医嘱提醒，大到就医导诊、陪同检查、诊前咨询，陪诊师几乎包揽了与看病相关的工作。”韩铮说，在节约就诊时间的同时，节省了食宿等开支，降低了就医成本，这是患者找陪诊师的主要原因。
他分析，这种标准化依赖于几个条件：“个是慢慢标准化了。以前存在插队排号现象，我们的标准化服务在一个不标准的土壤里面就容易走偏，容易产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实行实名制，针对黄牛会有人脸识别，有规范就有边界。第二是疫情以后到看病，比以前的门槛要更高了。比如每一层楼都有机器，你要去刷卡，要排队叫号等。一系列的信息化动作使得内外部环境都规范化了，所以给新兴行业提供很多便利。”
除了年轻人，也有一些已经退休的人咨询王兴珍想要做陪诊师。她告诉九派新闻，自己团队目前的成员是46岁，“主要是你的体力能跟上、精力能跟上。”除了做好陪诊的“本职工作”，如何拓展客户、稳定客户可能是大多数新手陪诊师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王兴珍表示，目前接单的渠道主要是线上，“宣传思路、写文案、短基础都要会一点，如果不会的话，其实也做不来。”
和老人会合后，韩铮在拥挤的候诊大厅找到一个空座，将他安顿好。之后，韩铮前往窗口排队，办理取号等事宜，并通过导诊台确认是否需要预先进行视力检查。候诊过程中，韩铮一边关注大屏幕上的叫号情况，一边询问老人之前都做过哪些检查。一个半小时后，韩铮帮助老人顺利完成问诊，拿着医生开具的病例记录，把医嘱逐项念给老人确认，再将他送上出租车。
针对部分人将陪诊师视为“变相黄牛”“变相医托”的质疑，周女士认为，陪诊师与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陪诊师是服务性质，‘黄牛’是卖票、，区别是很大的。加上现在看病都需要实名，的‘黄牛’群体已经减少了很多。”陪诊师被患者所需要有行业规范才能“走更远”.
和黄先生不同，千千在成为陪诊师之前，做的本就是护工相关的工作，对于医护知识千千懂得很多。在工作过程中，千千每天都会背一个应急包，里面有温度计、充电器、纸巾等用品供客户随时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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