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缺乏统一标准规范，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称陪诊师。在某些陪诊平台上，陪诊师与患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划分尚不明确，比如陪诊期间，患者出现的身体不适或偶发意外等责任归谁，该如何避免潜在的风险，都是摆在这一新职业面前的新问题。 这位陪诊师说，在这样一段段的陪诊经历里，他看到的不是单独的患者，而是患者背后的疾苦和温情。
韩铮原本从事贸易工作，偶然看到的一则新闻促使他选择成为一名陪诊师。“2021年，我看到新闻报道说，一些外地患者因各种原因不方便到北京，于是成立了病友群，由北京本地的患者帮助他们代问诊、代取药。这让我很受触动。”韩铮说，由于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比较忙，老年人无人陪诊的情况越来越多，许多外地人不方便就诊的情况也很多，他们都有陪诊的需求。
在老龄化现象加剧、独居人群增多、异地就医需求增大背景下，职业陪诊师在城市呈现出需求和发展态势。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涌现出一批陪诊机构和陪诊人员，他们中既有兼职人员，也有职业从业者。陪诊师就业现状如何？能否缓解就医难题？针对陪诊师发展现状，城市报展开采访报道。
和老人会合后，韩铮在拥挤的候诊大厅找到一个空座，将他安顿好。之后，韩铮前往窗口排队，办理取号等事宜，并通过导诊台确认是否需要预先进行视力检查。候诊过程中，韩铮一边关注大屏幕上的叫号情况，一边询问老人之前都做过哪些检查。一个半小时后，韩铮帮助老人顺利完成问诊，拿着医生开具的病例记录，把医嘱逐项念给老人确认，再将他送上出租车。
在年轻人眼中，陪诊师可以给宝妈、孕妇、老年人解决问诊难的痛点;在职业陪诊师眼中，陪诊师是贴心的“临时家人”。对于不熟悉陪诊行业的市民和从业者来说，这一新兴行业既被需要，又缺少相应的监管。
在老龄化现象加剧、独居人群增多、异地就医需求增大背景下，职业陪诊师在城市呈现出需求和发展态势。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涌现出一批陪诊机构和陪诊人员，他们中既有兼职人员，也有职业从业者。
起初，北京陪诊师黄先生只是帮忙买药和挂号，后来，黄先现在大城市陪诊需求很大，今年已经是他入行第三年。在黄先生看来，这份职业必须具备较好的服务意识和责任心，“在很多时候，陪诊师就像是对方‘临时的家人’，在陪同对方看病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他们的心理，除了提前了解就医流程外，还要及时疏导患者情绪，陪诊过程中在心理上支持患者，做有温度的陪诊师。”
他分析，这种标准化依赖于几个条件：“个是慢慢标准化了。以前存在插队排号现象，我们的标准化服务在一个不标准的土壤里面就容易走偏，容易产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实行实名制，针对黄牛会有人脸识别，有规范就有边界。第二是疫情以后到看病，比以前的门槛要更高了。比如每一层楼都有机器，你要去刷卡，要排队叫号等。一系列的信息化动作使得内外部环境都规范化了，所以给新兴行业提供很多便利。”
一位陪诊机构创业者向记者表示，由于行业刚起步，市场尚未建立准入门槛，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行业制度和规范，需谨防产生“黄牛”炒专家号等行为，对陪诊员岗前培训、执业管理也没有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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