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职业的诞生往往伴随着社会的需求。在陪诊师主要的服务人群中，有希望帮忙异地挂号的患者，有希望陪同就诊的年轻人，有不会操作手机就医十分困难的老年人，尤其对于空巢老人和儿女在异地的老年人来说，定期检查和就医问诊成为了“品”，职业陪诊师的出现缓解了一批患者的就医难题。 等到这个患者就医结束，陪诊师还得再到诊室里去找医生，询问当天的情况，再反馈给患者的妈妈。
在快餐时代，陪伴成为了大城市生活人群的稀缺品。从陪玩、陪购到陪考，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陪人看病，成为了一个新兴职业。陪诊师，顾名思义，就是陪同诊疗的人。主要工作内容有挂号、问诊、取药、缴费、取结果、接送患者就医等。陪诊客户多为老人、异地人群、孕妇、儿童、行动不便者等。
在老龄化现象加剧、独居人群增多、异地就医需求增大背景下，职业陪诊师在城市呈现出需求和发展态势。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涌现出一批陪诊机构和陪诊人员，他们中既有兼职人员，也有职业从业者。陪诊师就业现状如何？能否缓解就医难题？针对陪诊师发展现状，城市报展开采访报道。
社会学会老龄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王雪辉表示，目前陪诊师的需求多集中在资源丰富、经济发达、居民支付能力强的大城市，至于欠发达地区对陪诊师的需求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调研，建议先从部分城市试点，探索制定相对适配的从业规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副主任封进认为，全国统一的行业标准可能会有一些滞后性，除了被动地等待监管，建议陪诊公司应加强和采取一系列自律举措，规范陪诊师的行为，形成良性竞争。
他分析，这种标准化依赖于几个条件：“个是慢慢标准化了。以前存在插队排号现象，我们的标准化服务在一个不标准的土壤里面就容易走偏，容易产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实行实名制，针对黄牛会有人脸识别，有规范就有边界。第二是疫情以后到看病，比以前的门槛要更高了。比如每一层楼都有机器，你要去刷卡，要排队叫号等。一系列的信息化动作使得内外部环境都规范化了，所以给新兴行业提供很多便利。”
除了年轻人，也有一些已经退休的人咨询王兴珍想要做陪诊师。她告诉九派新闻，自己团队目前的成员是46岁，“主要是你的体力能跟上、精力能跟上。”除了做好陪诊的“本职工作”，如何拓展客户、稳定客户可能是大多数新手陪诊师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王兴珍表示，目前接单的渠道主要是线上，“宣传思路、写文案、短基础都要会一点，如果不会的话，其实也做不来。”
“20多年前，部分大城市的就出现过陪诊这一岗位。由于当时没有行业规范和约束，反而滋生出不少‘黄牛’和‘医托’，把陪诊师污名化了。近几年，这个行业再次浮出水面。我认为，这反映了公众的需求，确有存在的必要。”在济南一三甲任职的业内人士看来，陪诊的确有着便捷、暖心等优点，但同样需要约束与规范，防止出现破坏就医环境和秩序的情况。
在今年28岁的互联网从业者桑励看来，陪诊师的出现比较契合如今的就医大环境。“我之前去看病，就遇到过老人手足无措求医的情况。他们的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不会用智能手机提前预约挂号，里的充值机器操作起来也很费劲，这时如果有人能陪诊，就能方便很多。”桑励说，看到孤零零排队看病的老人，他的心中总会泛起一阵酸楚，“假如我家老人真的需要独自看病，我肯定愿意花钱给他们找陪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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