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独居老人、异地就医群体对陪同服务的需求日益凸显。以上海为例，调查显示老年人就医时***三的需求为挂号、协助就医、缴费，陪诊服务成为解决“看病难”的重要补充。此外，部分患者因时间冲突、对流程不熟悉等原因，也倾向于选择陪诊服务，如北京市民卢娟因出差委托陪诊师协助复查。 这位陪诊师说，在这样一段段的陪诊经历里，他看到的不是单独的患者，而是患者背后的疾苦和温情。
“没想到遇上一位十分靠谱且有爱心的陪诊师，她除了带老人去就诊，还因老人腿脚不灵活、不方便滴眼药水而上门照顾过两次。为了让家属放心，她上门服务时都开着通话，且这部分没有额外收费。”金先生说，5次陪诊一共花费1500元，在家属可承受范围之内。
上海一所医学院的护理学学生小邓，趁着本科最后一学期学业压力不大，在某社交平台上找到了一个陪诊兼职工作。“他们让我填了一个表格，然后就开始给我派单。”小邓说，虽然表格里有“是否有医护背景”“是否有医护证件”的选项，但这家陪诊平台并没有核查小邓的学生证等信息，也没有对她进行笔试、面试考核和陪诊培训。
他分析，这种标准化依赖于几个条件：“个是慢慢标准化了。以前存在插队排号现象，我们的标准化服务在一个不标准的土壤里面就容易走偏，容易产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实行实名制，针对黄牛会有人脸识别，有规范就有边界。第二是疫情以后到看病，比以前的门槛要更高了。比如每一层楼都有机器，你要去刷卡，要排队叫号等。一系列的信息化动作使得内外部环境都规范化了，所以给新兴行业提供很多便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副主任封进认为，全国统一的行业标准可能会有一些滞后性，除了被动地等待监管，建议陪诊公司应加强和采取一系列自律举措，规范陪诊师的行为，形成良性竞争。
和老人会合后，韩铮在拥挤的候诊大厅找到一个空座，将他安顿好。之后，韩铮前往窗口排队，办理取号等事宜，并通过导诊台确认是否需要预先进行视力检查。候诊过程中，韩铮一边关注大屏幕上的叫号情况，一边询问老人之前都做过哪些检查。一个半小时后，韩铮帮助老人顺利完成问诊，拿着医生开具的病例记录，把医嘱逐项念给老人确认，再将他送上出租车。
陪诊师常常扮演病人的“临时家属”。家住上海、工作在广东的金先生称，陪诊师曾解过他的燃眉之急。据悉，金先生60多岁的需要做白内障手术，令他犯愁的是，术后要多次复查、换药，他没法次次请假从广东赶到上海陪，这才试着在网上购买了陪诊服务。
事实上，陪诊师作为一个新型职业，目前在准入方面，并没有明确的门槛，也没有资格证书。入行的陪诊师，多是凭个人经验、学习网上资料，自行摸索。
随着陪诊服务走入大众视野，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也受到关注。调查显示，由于行业制度尚不健全，从业人员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缺乏规范的岗前培训等成为影响陪诊师职业发展的“绊脚石”。韩铮认为，对一名合格的陪诊师来说，要不断加强学习，既要具备熟练使用互联网的技能，还要有基础的知识，成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桥梁。韩铮这样想也这样做，持续努力提升自己，今年4月，他参与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的理论和实操培训，拿到了由北京市红十字会核发的救护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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