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铮原本从事贸易工作，偶然看到的一则新闻促使他选择成为一名陪诊师。“2021年，我看到新闻报道说，一些外地患者因各种原因不方便到北京，于是成立了病友群，由北京本地的患者帮助他们代问诊、代取药。这让我很受触动。”韩铮说，由于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比较忙，老年人无人陪诊的情况越来越多，许多外地人不方便就诊的情况也很多，他们都有陪诊的需求。 具体收费多少是按照各个城市的消费水平来的，有收99块钱一次的，也有收400块钱一天的。因为市场需求还没有足够稳定，陪诊师们多数是兼职。
相比价格的悬殊，更令人担忧的是入行门槛，陪诊师尚未被人社部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陪诊公司往往以“家政”“咨询”或“健康管理”等名义注册。
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独居老人、异地就医群体对陪同服务的需求日益凸显。以上海为例，调查显示老年人就医时***三的需求为挂号、协助就医、缴费，陪诊服务成为解决“看病难”的重要补充。此外，部分患者因时间冲突、对流程不熟悉等原因，也倾向于选择陪诊服务，如北京市民卢娟因出差委托陪诊师协助复查。
他分析，这种标准化依赖于几个条件：“个是慢慢标准化了。以前存在插队排号现象，我们的标准化服务在一个不标准的土壤里面就容易走偏，容易产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实行实名制，针对黄牛会有人脸识别，有规范就有边界。第二是疫情以后到看病，比以前的门槛要更高了。比如每一层楼都有机器，你要去刷卡，要排队叫号等。一系列的信息化动作使得内外部环境都规范化了，所以给新兴行业提供很多便利。”
和老人会合后，韩铮在拥挤的候诊大厅找到一个空座，将他安顿好。之后，韩铮前往窗口排队，办理取号等事宜，并通过导诊台确认是否需要预先进行视力检查。候诊过程中，韩铮一边关注大屏幕上的叫号情况，一边询问老人之前都做过哪些检查。一个半小时后，韩铮帮助老人顺利完成问诊，拿着医生开具的病例记录，把医嘱逐项念给老人确认，再将他送上出租车。
一个新职业的诞生往往伴随着社会的需求。在陪诊师主要的服务人群中，有希望帮忙异地挂号的患者，有希望陪同就诊的年轻人，有不会操作手机就医十分困难的老年人，尤其对于空巢老人和儿女在异地的老年人来说，定期检查和就医问诊成为了“品”，职业陪诊师的出现缓解了一批患者的就医难题。
除了年轻人，也有一些已经退休的人咨询王兴珍想要做陪诊师。她告诉九派新闻，自己团队目前的成员是46岁，“主要是你的体力能跟上、精力能跟上。”除了做好陪诊的“本职工作”，如何拓展客户、稳定客户可能是大多数新手陪诊师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王兴珍表示，目前接单的渠道主要是线上，“宣传思路、写文案、短基础都要会一点，如果不会的话，其实也做不来。”
针对部分人将陪诊师视为“变相黄牛”“变相医托”的质疑，周女士认为，陪诊师与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陪诊师是服务性质，‘黄牛’是卖票、，区别是很大的。加上现在看病都需要实名，的‘黄牛’群体已经减少了很多。”陪诊师被患者所需要有行业规范才能“走更远”.
服务对象为老人时，多数是其子女给安排的。“老人生病时特别希望他的儿女能够陪他，但儿女又没有时间，所以儿女就把我们找上门，让我们陪伴。”在这个过程中，王兴珍也感受到了陪诊师的价值与意义。子女大多不愿让老人得知病情，只希望王兴珍陪他们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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