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不仅是资源的宝库，更是无数原住民世代相传的精神家园，但在全球海洋治理的宏大叙事中，这些本土声音却常常被淹没在西装革履的谈判桌之外。
在2000年代末，安杰洛·维拉戈梅斯开始投身海洋保护工作时，发现这个领域对他这样的原住民并不友好。这位来自密克罗尼西亚的环保专家坦言，他的原住民身份并不被欢迎，他不得不留短发、穿领带，刻意隐藏自己的文化视角。如今，作为华盛顿美国进步中心的**研究员，他致力于推动由原住民主导的保护工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沿海社区和倡导者呼吁海洋治理应更加包容、公正，要求决策者倾听那些非西方精英阶层的声音。
在国际会议上，着装规范似乎正在改变，原住民代表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在最近的联合国海洋大会上，"原住民"和"公平"等词汇在演讲中被频繁提及，联合国秘书长的开幕词中首次引用了这些概念。然而，正如剑桥大学国际法专家苏拉布·兰加纳特所指出的，当原住民的诉求与资本主义利益发生冲突时，原住民的利益往往被彻底边缘化。这种排斥和不公在海洋机构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各国正就深海采矿规则进行谈判、同时加速推进2030年保护30%海洋目标的背景下。
对于许多社区而言，海洋是神圣之地，承载着祖先和灵性意义。斐济人相信祖先的灵魂在死后回归海洋，密克罗尼西亚部分地区则有海葬传统。夏威夷长老索尔·卡霍奥哈拉拉拉在一次网络研讨会上强调："在我的大洋洲族谱中，我们源自深海。"然而，这种文化视角在国际海底管理局（ISA）的谈判中几乎被完全忽视。兰加纳特指出，一些国家的代表推动将文化遗产定义为有限的有形遗址，如沉船、人类遗骸和文物，而非与海洋本身的生命联系。这种定义方式使文化遗产更易管理，也更"兼容"海底采矿。
海洋中的排斥和不公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海洋与现代及历史上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紧密交织。南安普顿大学的朱莉娅·钱皮恩指出，19世纪英国调查船"挑战者号"的探险虽被视为现代海洋研究的开端，但其本质是英国殖民野心和商业利益的延伸。该船在环球航行中收集了超过10万份动植物样本，但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在导航和标本收集中的关键贡献却鲜被提及。这种权力失衡的结构已深深织入国际海洋法的肌理之中。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确立了海洋使用和争端解决的原则，其核心是授权沿海国建立专属经济区（EEZ），控制200海里内的自然资源。这一制度使经济强国更容易开发海洋资源。伦敦大学亚非研究所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指出，西非沿海鱼类资源的枯竭可追溯至UNCLOS，该法要求无法充分利用捕捞配额的国家向其他国家开放，导致富裕国家的工业船队挤压当地渔民，形成现代殖民主义的变体。
即使在海洋保护领域，排斥问题依然存在。维拉戈梅斯曾参与推动在马里亚纳海沟建立海洋保护区，但这一过程因当地对美国殖民统治的不满而充满张力。2009年，尽管联邦政府最终将马里亚纳海沟指定为国家海洋纪念碑，但原住民社区对保护计划的怀疑始终存在。2023年，美国提议在太平洋偏远岛屿建立国家海洋保护区，却未咨询最接近该地区的原住民社区。维拉戈梅斯发现，全球20个最大海洋保护区中，超过一半属于完全位于他国的领土，当地居民在遥远首都的决策中几乎没有发言权，却承受着气候变化和资源开采的最严重冲击。
维拉戈梅斯提出，要消除这些不平等，关键在于将海洋科学、保护和管理的控制权从遥远的权力中心转移到当地居民手中。虽然无法完全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但可以通过赋权社区来减轻其冲击。
这一议题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具有重要启示。随着中国在深海采矿、海洋保护等领域的参与度提升，必须重视原住民和沿海社区的文化权益，避免重蹈西方殖民式开发的覆辙。在"一带一路"海洋合作中，应建立包容性对话机制，尊重当地文化传统，将社区参与纳入项目评估体系。同时，中国可倡导修订国际海洋法律框架，推动将"活态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畴，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更公平、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海洋的公正保护与可持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