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潘普洛纳的城市发展史中，其“扩建区”（Ensanche）项目常被视作一个典型的社会性失败案例。历史学家玛利亚·安赫莱斯·希门尼斯指出，该区域建设滞后且混乱，未能有效回应工人阶级的居住需求，反而加剧了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层。
潘普洛纳作为历史上重要的军事要塞，其城墙拆除时间远晚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直到1915年才开始拆除，而扩建区建设直至1920年才启动。由于城墙长期存在，城市空间被锁定在十六世纪的格局中，人口增长却无处安放。老城区建筑不断加高、分割，卫生条件恶劣。尽管拆除城墙较晚保留了部分历史风貌，但也错失了早期规划社会住房的良机。
早在1883年，西班牙社会改革委员会曾开展全国工人居住状况调查，但纳瓦拉地区在1885年的回应中却否认存在工人住房问题，刻意回避卫生与廉价住房的迫切需求。这种否认源于政治考量：若承认工人困境，将破坏纳瓦拉作为“田园农业省份”的理想形象。事实上，自1854年起，当地已有多次请求拆除城墙以建设住房的提案。
扩建区的建设过程充满拖延与妥协。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安特卫普遭轰炸后，人们才意识到传统城墙无法抵御现代战争，拆除城墙才真正获得共识。扩建区规划模仿巴塞罗那的塞尔达方案，但规模更小、控制更严，旨在避免社会动荡。然而，社会住房并未被纳入初始规划，直到1922年才通过竞赛形式建成第36街区，成为唯一一处工人住宅区。该街区最终由建筑商安德烈斯·戈里乔的工人居住，而非本地登记工人，反映出政策执行的随意性。
20世纪30年代，尽管出现所谓“经济酒店”“廉价房”等项目，但多被中上层阶级占据，如阿加赖社区或政府职员住宅。真正低收入群体仍未获得住房支持。同时，市政财政困难严重制约建设：法律禁止对扩建区建筑征税，导致市政府无力承担土地开发成本，项目频频停工。在此背景下，第三扩建区圣胡安甚至在前两区未完工时便已启动。
这种社会空间分层并非潘普洛纳独有，但其案例尤为典型。1895年土地国有化法律本可为社会住房提供契机，但因缺乏资金与政策规划而落空。扩建区始终被定位为行政与高收入住宅区，工人被迫迁往罗卡佩阿、尚特雷亚等边缘地带，这些区域土地廉价但质量低下。直到20世纪50年代，尚特雷亚社区才真正建成工人住宅区，延续了自19世纪以来的空间隔离逻辑。
对中国城市从业者而言，潘普洛纳的教训表明：若城市更新缺乏社会住房的顶层设计与财政保障，极易演变为空间排斥工具，加剧阶层固化。在推进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时，应提前规划可负担住房机制，避免重蹈“有扩建、无安居”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