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9-10/630A高压10KV隔离开关厂家

过去形成的西电东送格局，发端于30年前(1986年)，大规模发展于20年前(1999年)——被“二滩水电站消纳”催化，在一系列的大水电长距离外送下形成了巨大的规模。

21世纪初，东部地区面临着机组容量不足、大幅度大范围缺电问题;西部地区则面临着发展经济，地区差距扩大，投资不足的问题。西电东送通过中央政府投资电厂与输电线路，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指向潜在改善的方向。但是，基本上，这是在可再生能源大发展，特别是风电与光伏2005年开始爆发之前的故事。

笔者之前的文章多次提及风电光伏波动性能源带给系统最优结构、灵活性要求方面的巨大含义。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系统的净负荷(总负荷扣除风光，因为它们边际成本为零，需要优先调度)会越来越少，以至于基荷彻底消失。因此，粗颗粒度的调度尺度、稳定外送与可再生能源的特性格格不入，横向切分负荷曲线的低时间分辨率调度方式已经变得不可行。

很简单，如果东部一个省负荷为1个亿，如果其自己就发展了1.5亿的风光，那么系统将有很多的小时数，面临着本地过发电的情况，从而使得接受外来电面临基本安全、技术与经济上的困难。

过去形成的西电东送格局，往往还有“全国一盘棋”“全国的资源全国用”的超过经济层面的含义。比如，一本名为《中国能源战略与政策》的著作提及：西部的资源是全国的，所以物理上必须运出来使用，要统筹西部与东部。否则，就可能表现为“由于能源分布的原因，富集地区依靠能源开采而发展迅速，贫瘠地区则因缺乏能源而举步维艰，要站在全局角度进行分析”。

在可再生能源时代，这一思维定势仍旧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要求“可再生能源配置全国一盘棋”，与矿产等资源类比。比如2015年，国家能源局曾经就十三五规划发文《能源“十三五”规划要实现九个统筹》指出：

有的省因为能源资源便宜，留作自己用，不输出。有的省今年不缺就不要其他省的资源，明年缺了就赶紧要。这都不符合规律，这必须放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来考虑，也就是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统筹，地方规划和中央规划之间的统筹。

那么，西部的丰富可再生资源是否具有本源价值?是否一定要物理上拿到全国来使用，形成所谓的“大范围配置”?本文从本源价值的视角讨论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