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塔吉克民族的祖先便已拥有悠久的建筑与城建传统。公园5世纪至8世纪，许多城镇仍与农业保持着紧密联系，城堡（keshki）则成为了当时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而9世纪至10世纪是城市文化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类新型建筑应运而生，如带有宣礼塔的清真寺、陵墓、修道院、经学院等。这些建筑与基础设施、商贸及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驿站、公共浴场、学堂、运河、水库及灌溉设施等配套工程同步兴起。
10世纪时，库尔布克（Khulbuk）作为骨咄（Khuttal：中世纪中亚重要城邦，位于喷赤河上游流域）文化区域的首都，始终是南塔吉克斯坦的重要城镇。骨咄统治者的宫殿坐落于库尔布克，其中央设有方形庭院，是该城的一大名胜。庭院地面采用精工烧制的砖块铺砌，中央设有一口深井，井口收窄，用于排污。庭院四周环绕着带柱廊的拱顶回廊，宫殿的门窗均朝回廊敞开，形成开敞而连贯的空间序列。殿内墙壁和天花板均施以繁复华丽的纹饰，可惜现存遗迹有限，仅有少量雕花彩绘的石膏残片。宫殿大门的总高度为13.25米，宽度为8.6米，入口宽2.85米。总体而言，大门在由矩形和圆形的门柱及扶壁划分的平面上显得气势恢宏。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的聚落和城镇同样闻名遐迩。由于群山阻隔，阿拉伯文化对巴达赫尚的影响相对较弱，伊斯兰教直到11世纪才传入此地。13世纪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写道：“此境隘道纵横，险隘处处，居民无惧外敌侵扰。其城镇堡垒皆筑于高山绝壁，险不可攀。”朝圣者和传教士沿帕米尔大道从喀什、印度等地而来；佛教寺庙亦曾在此兴建。
塔吉克斯坦境内现存该时期的历史遗迹，多为宗教建筑遗存。位于萨约德聚落的霍贾·马沙德陵墓，乃是卡巴迪安——古吐火罗斯坦地区——古老的建筑遗珍，其历史可追溯至11至12世纪，极具研究价值。湛蓝晴空下，两座宏伟建筑的穹顶轮廓分明。其中东侧穹顶可追溯至11世纪，西侧者则建于12世纪，二者以拱廊相连。这两座穹顶看似相同，细察之下却形制迥异，其下的建筑结构亦各不相同。穹顶大厅内部庄严肃穆，唯见天光自穹顶圆孔倾泻而下。根据建筑布局，该建筑由两座方形穹顶大厅构成，其拱门朝向一座带有门廊残迹的拱顶伊万厅（伊斯兰建筑中三面围墙、一面开放的拱顶大厅）。西侧建筑南立面上，保留着11-12世纪盛行的精美装饰遗迹——由“人字形”砌砖构成的拱形镶板，并以矛尖状饰间隔排列。这道装饰性高墙独立于主墙体，顶部超出屋檐。
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水利工程建筑同样值得关注。该国北部库尔卡特村附近现存一座大型坎儿井（kariz），其入口处建有一座较新的穹顶建筑。该水利系统主体为地下暗渠，配有垂直清理井道，输水通道呈梯形截面。这些清理井呈漏斗状，深达40米。在哈特隆州库尔干-秋别市西北4-5公里处的贝什卡帕附近，保存着特别完好的坎儿井遗迹。该段渠道因地形低洼，必须采用下挖式铺设工艺。古代工匠修筑了巨大的土质堤坝，并将渠道铺设其上。该水利设施的堤坝总高度达8米，基底宽度约50米，而渠道本身的床面宽度为13-15米。塔吉克斯坦境内错综复杂的灌溉网络体系，充分证明了中世纪早期该地区发达的水利技术与供水管理水平。
11至12世纪，塔吉克斯坦的建筑工艺已达到相当高度。生土砖与烧结砖仍是当时主要的建材——生土砖不仅在城市大规模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在乡村建筑中保持着的独特性。以伊斯法拉地区的卡拉伊-博罗要塞为例：该要塞初建于4至8世纪，10世纪遭毁，后于11至12世纪经历大规模加固重建。重建工程中，主体结构采用帕赫萨夯土（pakhsa）与生土砖构筑，外立面则使用烧结砖搭配石膏灰浆砌筑。要塞的防御体系也通过增建两座矩形塔楼得到强化。平台上的居民区则被彻底改造：新建的大型礼仪厅与中庭构成核心空间，两侧沿公共走廊对称分布两列居室，所有房间顶部均采用传统的生土砖拱顶结构。窗洞均以玻璃镶板封闭，并设有垃圾处理坑与地下排污管网。其中垃圾井的开口部位采用烧结砖加固，顶部配以木质井盖，形成完整的卫生工程体系。
正是这些建筑元素，以其的简约之美，赋予了整个中亚建筑无与伦比的独特性与地域色彩，进而彰显了其建筑艺术的zhuoyue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