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去真的挺孤独”“如果不熟悉的操作流程，老人自己处理起来确实很麻烦”“陪诊师没听说过，倒是听说过‘医托’”……据《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84.7亿，居民平均到卫生机构就诊6.0次。 等到这个患者就医结束，陪诊师还得再到诊室里去找医生，询问当天的情况，再反馈给患者的妈妈。
和老人会合后，韩铮在拥挤的候诊大厅找到一个空座，将他安顿好。之后，韩铮前往窗口排队，办理取号等事宜，并通过导诊台确认是否需要预先进行视力检查。候诊过程中，韩铮一边关注大屏幕上的叫号情况，一边询问老人之前都做过哪些检查。一个半小时后，韩铮帮助老人顺利完成问诊，拿着医生开具的病例记录，把医嘱逐项念给老人确认，再将他送上出租车。
“没想到遇上一位十分靠谱且有爱心的陪诊师，她除了带老人去就诊，还因老人腿脚不灵活、不方便滴眼药水而上门照顾过两次。为了让家属放心，她上门服务时都开着通话，且这部分没有额外收费。”金先生说，5次陪诊一共花费1500元，在家属可承受范围之内。
在今年28岁的互联网从业者桑励看来，陪诊师的出现比较契合如今的就医大环境。“我之前去看病，就遇到过老人手足无措求医的情况。他们的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不会用智能手机提前预约挂号，里的充值机器操作起来也很费劲，这时如果有人能陪诊，就能方便很多。”桑励说，看到孤零零排队看病的老人，他的心中总会泛起一阵酸楚，“假如我家老人真的需要独自看病，我肯定愿意花钱给他们找陪诊。”
随着陪诊服务走入大众视野，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也受到关注。调查显示，由于行业制度尚不健全，从业人员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缺乏规范的岗前培训等成为影响陪诊师职业发展的“绊脚石”。韩铮认为，对一名合格的陪诊师来说，要不断加强学习，既要具备熟练使用互联网的技能，还要有基础的知识，成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桥梁。韩铮这样想也这样做，持续努力提升自己，今年4月，他参与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的理论和实操培训，拿到了由北京市红十字会核发的救护员证。
和黄先生不同，千千在成为陪诊师之前，做的本就是护工相关的工作，对于医护知识千千懂得很多。在工作过程中，千千每天都会背一个应急包，里面有温度计、充电器、纸巾等用品供客户随时取用。
“由于一些初创公司为了吸引客户，难免会用低价销售的策略，于是一些客户就会抱怨明明次陪诊服务才99元，怎么后续复购就变成299元、499元、699元等。”一位陪诊服务公司负责人说，当高价格没能匹配高服务时，就容易滋生矛盾，从而影响整个行业的口碑和发展。
他分析，这种标准化依赖于几个条件：“个是慢慢标准化了。以前存在插队排号现象，我们的标准化服务在一个不标准的土壤里面就容易走偏，容易产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实行实名制，针对黄牛会有人脸识别，有规范就有边界。第二是疫情以后到看病，比以前的门槛要更高了。比如每一层楼都有机器，你要去刷卡，要排队叫号等。一系列的信息化动作使得内外部环境都规范化了，所以给新兴行业提供很多便利。”
工作灵活自由：从事陪诊服务工作，可以根据用户预约接单，自由选择兼职或全职，不需要困在公司坐班打卡，同时还可以兼顾照顾家庭，平衡好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非常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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