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发布分析报告，揭示了全球金融架构正在发生的微妙转变。CFR经济学家本·斯蒂尔和尤马·舒斯特指出，SWIFT数据显示的人民币支付量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削弱，反而可能反映了中国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的崛起。随着更多银行直接接入CIPS并通过其内部网络传输支付指令，相当一部分人民币跨境交易不再出现在SWIFT的统计中，导致外界对人民币实际使用规模的误判。
这一发展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长期以来，美国将把银行排除在SWIFT网络之外作为金融制裁的关键工具。如果全球支付份额逐渐向CIPS等替代基础设施转移，这一制裁工具的有效性可能会逐渐减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也提供了佐证，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正在稳步推进，表现为贸易结算中人民币占比上升、离岸人民币贷款增加以及外国机构发行“熊猫债”规模扩大。尽管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交易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仍远低于美元，但这些迹象表明国际货币使用正在边际上缓慢多元化。
CIPS由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推出，旨在为跨境人民币支付提供清算和结算服务。早期，CIPS高度依赖SWIFT的消息协议，2022年约有80%的CIPS支付仍伴随SWIFT报文。然而自2024年以来，系统结构发生显著变化，CIPS直接参与者从139家银行激增至近193家，增长约40%。这一扩张促使支付消息流逐渐从SWIFT转向CIPS内部通道，使得SWIFT数据可能低估了跨境人民币活动的真实水平。
这种基础设施的迁移影响远超技术层面。数十年来，美国通过在全球支付基础设施中的核心地位行使巨大影响力。SWIFT虽总部设在比利时，但其运作紧密依附于西方监管框架，使其成为经济国家主义的有力工具。对伊朗和俄罗斯实施的金融制裁便展示了这一机制的威力。然而，CIPS等替代支付基础设施的出现，可能在边际上削弱这种特定策略的有效性。受制裁国家若能通过非SWIFT网络维持金融连接，将减少被西方渠道切断联系的风险。
尽管如此，将此类发展解读为美元霸权即将崩溃是误导性的。美元在全球金融中的核心地位仍由更深层的结构因素支撑。美国国债仍是全球流动性最强、最受信任的安全资产，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为全球资本流动、流动性管理和抵押品形成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基础。此外，美元市场在对冲、衍生品定价、储备积累和外部融资中仍居核心地位。支付渠道的转移并不自动转化为美元整体国际角色的普遍弱化。
ANZ Research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即便出现“石油人民币”等潜在发展，也不太可能引发全球货币体系的快速转变。例如，若沙特等石油出口国接受人民币支付，虽能提升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角色，但这更可能是渐进式的多元化，而非国际货币层级的彻底重构。美元的主导地位源于其背后密集的金融市场、法律机构、安全资产及对冲工具网络，这种结构性优势难以被单一支付渠道的变革所撼动。
从全球能源贸易结构看，2024年俄罗斯、沙特、马来西亚和伊拉克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57.5%。其中俄罗斯以日均219万桶的出口量成为最大供应国，马来西亚和伊拉克紧随其后。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出口可能涉及受制裁国家的原油经转口后以“马来西亚原油”名义进入中国，这反映了受制裁国家正积极寻求通过人民币结算和非西方支付网络来规避美元依赖。然而，这种转变主要集中在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功能上，而在对冲、流动性提供及资产管理等更复杂的金融功能领域，美元体系依然占据**主导。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货币体系的重大转变往往需要非凡的制度与地缘政治契机。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主导货币，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及二战后秩序紧密相关；而英镑地位的衰落也加速于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等重大地缘冲击。相比之下，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缺乏类似的制度转折点。中国自身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时也保持谨慎，倾向于通过贸易结算、区域金融联系和选择性基础设施发展（如CIPS和数字人民币）的渐进路径，而非急于全面开放资本账户。
对于中国行业从业者而言，CIPS的扩张虽未动摇美元根基，但标志着全球支付网络多元化趋势的不可逆转。这提示中国企业应积极布局跨境支付新渠道，在利用人民币结算便利的同时，需警惕地缘政治碎片化带来的合规复杂性，并关注非美元资产在风险对冲中的配置价值，以适应未来“分层化”的国际货币体系。